8岁上中学，13岁便以高分考进大学，17岁又考取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硕博连读，20岁肄业回家，现在21岁。学习上的天才和生活中的“弱智”集于严永明一身，其仅有高中文化的母亲李腊梅从中起了关键作用。
7月6日晚，严永明在家中与记者对面而坐。他已在家里悄无声息地蹲了一年。他的手不停地搓着裤腿，间或拿起桌上的西瓜放进嘴里，直吃到露出白瓤，然后把瓜汁抹在身上。
他说话十分有限，加起来不会超过100个单词——“谢谢哥哥、谢谢叔叔”，“是的吧”，“我不知道”……眼神极少与人正面接触。
严永明家中的墙壁上残留着一行字：万般皆下品，惟有读书高。这行字，像标签一样烙在了严永明身上。
1983年出生的严永明两岁就掌握了1000多个字。儿子的过人才智，极大地膨胀了母亲李腊梅的理想。母亲从此像掘井机一般没日没夜地挖掘着他的潜力。他的生活中，除了学习，还是学习，没有伙伴，也没有玩具。
1991年10月，8岁的严永明跳到了县属重点中学，也跳过了他的童年。“学生就得读教材，就得围绕教学计划、高考提纲这根指挥棒来转。”李腊梅总是这样说。为了让小永明在高考中一鸣惊人，李腊梅把他生活上的事全部包办了，甚至连吃饭也喂。儿子稍微不服，就“武力”制服。
1996年9月，13岁的严永明跻身湖南湘潭大学物理系新生之列。学校考虑到严永明年纪小，把李腊梅接去陪读。学校破例给母子俩安排一套一室一厅的住房，还安排李腊梅在物理系做勤杂工，每月有几百元收入。
在人高马大的同学中，小永明仿佛是“稀有动物”。他极不合群，与人交往的方式仅仅是一句话——你好，一个动作——握手。礼仪常识他也知之甚少，甚至几乎没有这方面的概念。他很少与人打招呼。到老师家里去玩，也不管人家是否已休息，就“砰、砰”地敲门。门开了，一句话不说，就朝老师的电脑房奔去。
“当初就不应该把他妈妈接到学校来。”时至今日，湘大的教授们仍在为这个决策后悔不已。
“为学须得先为人”，湘潭大学的班主任黎培德教授开始对严永明进行矫治训练。黎教授给严永明看一些科学家传记等书籍。“但他妈妈很不高兴，认为是些闲书、杂书，不准他看。”李腊梅还自己掌握了一份课程表，以便随时对儿子的课程进行检查。学校教育与李腊梅的教育像两股力量，总是在相互拉扯。读大三时，物理系领导和老师下决心，将严永明从“保护区”搬到集体宿舍，和同学们朝夕相处。李腊梅的脚步也跟了过来，她开始站在教室外面看儿子上课，她似乎不放心学校的教育。
大四毕业前往北京参加中科院面试时，这两股教育力量的较量达到了白热化程度。李腊梅坚持要陪儿子上北京，以当时物理系主任颜晓红教授为代表的学校老师坚决不同意，向李腊梅发出最后通牒：“你要是送他去北京，我们马上通知中科院取消他的资格。”
2000年4月，从未离开过妈妈半步的严永明，独自一人去了北京。
几天后，严永明回来了。“很开心的样子，和我交流了好久。”颜晓红教授回忆说，那是他与严永明惟一一次长时间交流，“他很兴奋地和我讲起在北京的见闻。”颜晓红说，那一刻真的被他那股小鸟出笼的兴奋劲感染了。
但一个更为可悲的事实——在常年管束下，严永明已习惯于依赖母亲和书本，这最终让他失去了在中科院继续深造的机会。
“很难想象，如果严永明不继续深造或做学问的话，他将如何生存。”颜晓红教授说。在严永明“硕博连读”申请表上，颜晓红教授曾这样写道：如果把握好方向，能成大器。
关于严永明从中科院肄业回家的理由，李腊梅告诉记者，是因为严永明犯了个错误，被学校处分并取消硕博连读资格。严永明自己则说，肄业回家是因为没有写出研究生毕业论文。
现在，严永明开始逃避自己的母亲——母亲进房间给他抹席子、点蚊香，他几步就冲了出来；母亲出来，他又马上回房把门锁上。严永明从北京回来一年，这对母子间的间隙越来越大，一天难得说上一句话。
“现在儿子看到我就像仇人一样，我为他付出的难道还不够吗？”在记者面前，李腊梅流下了委屈的泪水。
《中国教育报》2004年7月18日第2版
